在现代考古学基础上构建湖湘文化研究新格局

       “湖湘文化”自上世纪末在全国性的文化研究热中被广泛关注以来，已成为湖南的一张文化名片。然而，什么是湖湘文化呢？当前学术界对其仍有多种解释。

　　从空间上说，大家的观点比较统一，相对中华文明整体而言，一致认为她是一种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那样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说，观点则有了分歧：1、有的学者认为湖湘文化指湖南这块土地上从古至今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和；2、因“湖湘”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更多的学者则将唐以后湖南这块土地上的文化称之为湖湘文化，把唐宋看成是其形成期，把近代看成是其发展期，而将以“经世致用”为特色的“湖湘学”和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为表征的湖南人的人文精神视为其基本内涵。

　　学术界将前一种称为“广义的湖湘文化”，将后一种称为“狭义的湖湘文化”——所谓狭义的湖湘文化，也就是现在人们常常提到和所理解的湖湘文化。而不管是“广义的湖湘文化”还是“狭义的湖湘文化”，学者们在探讨她的源头或成因时，都把楚文化看成是其滥觞，虽然持“广义”观点的学者注意到了远远早于楚文化的湖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但其聚焦和侧重点仍是屈原时代的楚文化。

　　不少学者从上述认识出发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湖湘文化打下了基础。但是，上述认识仍不足以揭示湖湘文化的本质和成因：

　　首先，将湖湘文化视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化，不能解释20世纪下叶考古学所揭示的远古湖南在中华文明萌芽、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和所起的主导作用。这种观点明显囿于传统的黄河文明中心论，仅简单地把湖南看成是夏商周后的中原王朝的一个附属地理文化单元了，而忽视了现代考古学所揭示的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对黄河流域的整体推进即其对黄河文明形成的主体基因输入。

　　其次，所谓广义的湖湘文化尽管在时间上把握了湖湘文化的历史跨度，但这一概念太笼统，未能充分揭示出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对湖湘文化基本属性和个性特征形成的独特影响，因而无助于湖湘文化的深入研究。

　　第三，所谓狭义的湖湘文化虽然较准确地把握到了近代湖湘文化的特色，但将唐宋看成其形成期，难以解释近代湖湘文化及湖湘性格形成的历史原因。虽然有学者把这解释为是由于有岳麓书院的教育作用，但其时有相同学术背景的书院不只岳麓书院一家，为什么在别的书院不能形成这种文化和精神呢？而以“湖湘”一词的出现作为“湖湘文化”形成的依据的观点也是不对的：“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而且当时的“中国”还不是指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但我们今天仍把包括周以前的所有的中国文化称为“中国”文化——同理，我们也不能将“湖湘”一词的出现作为湖湘文化形成的断代依据。

　　另外，把楚文化看成是湖湘文化的滥觞也颠倒了远古湖湘文化和楚文化的发生、发展关系。以楚辞为例：屈原的《离骚》、《九歌》等代表楚文化奇谲诡异的艺术精神的大量诗篇，都是在当时湖南的民间巫傩文化的基础上诞生的，换句话说，当时的湖湘文化是楚辞的文化土壤，而不是因屈原流放沅湘间，把楚风带到了湖南，影响了后来的唐宋和近代的湖湘文化。

　　近二十年来在湖南出土的大量考古材料表明：湖南在五千年前并非后来人们所说的“南蛮之地”，而是其时中华文明的中心。从湖南出土的距今二万年至五千年前的这些文化遗存，已经具备了中华文明的一切基本特质，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原生内核和基本框架，就是于五千年前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完成的。所谓“湖湘文化”，应当说是其时中华文明的原始形态遗存在今天湖南地区的集中反映，其中包含了远古中华文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于不同时期南北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大量文化特质和情感因素积淀。

　　湖湘文化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化，所以她体现出一种任何地域文化都不具备的“独立根性”。我们只有真正摆脱黄河文明中心论的影响，以现代考古材料为新的学术框架，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上来审视和理解湖湘文化，才能真正接近湖湘文化的本质，深入发掘出她的文化价值。